明廷在宇宙捏行乡约

王阳明把讲圣谕引入乡约

乡约，等于乡规民约，行乡约等于践行乡约的行为。现在所知较早且著名的行乡约记录应推北宋蓝田《吕氏乡约》，由史称“蓝田四吕”的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临、吕大防吕氏四昆玉制定，包括“德业相劝，特殊相规，礼俗相交，患难相恤”四部天职容，“每月一聚，具食；每季一聚，具酒食”，以促进乡东谈主之间的形式。

《吕氏乡约》在关中捏行未久，北宋被金所灭，《吕氏乡约》也被湮没了。一百年以后，南宋时，朱熹再行发现了《吕氏乡约》，并编写了《增损吕氏乡约》。他的发掘和整理，使《吕氏乡约》重为东谈主们所知。

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（1397）发布《圣训六谕》：“贡献父母，尊敬长上，和善乡里，教师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。”令每个乡置木铎，选老东谈主或盲东谈主每月六次巡行于路，击铎诵谕，以指示全球。木铎徇路，在《周礼》中有多处纪录。古代金铎是用于战事，而木铎用于传示指示刑禁，实即向民间宣达政令。

王阳明画像

父母官也有捏行乡约的。其中，以王阳明先生的《南赣乡约》为影响最大。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一代理学行家王阳明悠闲了南（安）、赣（州）、汀（州）、漳（州）等地的民乱之后，亲力亲为，把讲圣谕引入乡约，化作庶民看得懂又能作念获得的行为圭表，还对乡约的组织、处置王人作了具体规定。

在行乡约之前，王阳明在当地先期颁行十家牌法（亦称保甲法），以强化纪律处置。保甲法与乡约相纠合，乡约又将官办与民间自治相纠合，掩饰南赣通盘乡村，调度了乡村东谈主东谈主参与，指示乡民为善去恶，以“敦礼让之风，成憨厚之俗”，使南赣民间风气改朝换姓，社会顺序磨蹭温柔。

嘉靖八年(1529)，明廷在宇宙范围捏行乡约。有学者称：“嘉靖时间不但乡约保甲成为中央司法，成为地点要政，而且风声所及，连藩属的朝鲜，也在那边提倡，也在那边仿行。”

乡约既为地点要政，父母官对六谕的庄重也随之在各地裸露。举例安徽宁国府知府罗汝芳在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颁布的《宁国府乡约训语》，就所以《圣谕》为想想指令而制定的《乡约》，而且，还创始了乡约用口语俗体裁例的先河。

清代历朝讲圣谕、行乡约

清顺治九年（1652），清世祖颁发《圣谕六训》，将朱元璋的“圣谕六言”一字不改，全盘采用，令五城各设公所，每月吉望举行乡约，宣讲圣谕。这是清代“宣讲圣谕”之始。

清圣祖亲政不久，于康熙九年（1670），在“圣谕六言”的基础上提议圣谕十六条：“敦孝弟以重东谈主伦，笃系族以昭雍睦，和乡党以妥协讼，重衣桑以足衣食，尚揆情度理以惜财用，隆学校以端士习，黜异端以崇正学，讲法律以儆板滞，明礼让以厚民风，务本业以定民志，训子弟以禁非为，息曲解以全和气，诫窝逃以免牵缠，完赋税以省催科，联保甲以弭伏莽，解仇忿以重身命”，并条件文告八旗并直省各府州县乡村东谈主等切实遵行。

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清世宗又将“圣谕十六条”彭胀为万言，遂成《圣谕广训》，颁令宇宙宣讲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条件各地于东谈主口蕃昌之地“俱成立‘讲约’之所。於举、贡、生员内拣选老到者一东谈主，认为‘约正’，再选朴实恪守者三四东谈主，认为‘值月’。每月吉望，集会乡之耆老、里长及念书之东谈主，宣读‘圣谕广训’，详示开荒，务使乡曲愚民共知，饱读动向善。”

自此以后，有清一代，历朝中央和各地点政府王人遏抑有政令，令各地“宣讲圣谕”，名流学子，乃至全球也参与。绵延至民国，一些州里还有“讲圣谕”的，有的地点“讲圣谕”和“说善书”还成了民间的曲艺节目。

汀州会馆

汀州会馆北馆会馆之约

与乡约前因后果

嘉靖、隆庆年间，会馆在北京首肯起来。各地的京官和来京乡会试的举子在家乡是经验过行乡约的，有些东谈主还曾任过约正等职。由此，乡约亦在会馆处置中“前因后果”，和会发展。

最指天画地地抒发出乡约与会馆之间干系的，莫过于裴应章先生所撰《汀州会馆记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唯礼让之相先，唯患难之相恤，唯德业之相劝，唯特殊之相规，唯忠君爱国之相雕刻，斯萃而不失其正，旅有即次之安矣。”

由这段话可见《吕氏乡约》尽在其中，终末还归总于“忠君爱国之相雕刻”；若再与“圣谕十六条”比对，裴先生所言亦在其中。这或可称之为士东谈主版的会馆之约。

裴应章生于福建汀州府清流县城关（今三明市清流县），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中进士，后曾任太仆寺少卿、太仆正卿、太常正卿、提督王人察院右副王人御史、郧阳巡抚、户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南京工部尚书、南京吏部尚书等。年届古稀，裴应章在吏部尚书任上致仕还乡。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元月初四日在故里病逝。他为官清正，爱民重士，满朝文武官员称其“公忠直亮，无党无偏，真大臣器”，神宗追赠他为“太子少保”，谥号“恭靖”，打法官员为他营葬、祭奠。县衙前，还为他立“冢宰坊”“奕世尚书坊”。2014年，清流县城关龙津广场在旧址复建了“奕世尚书”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据《闽中会馆志》，位于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北馆，等于裴应章先生捐宅建成的，建于明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。尤其是汀州会馆有副著名的楹联：“帝里衣冠聚，海角骨血亲”等于裴先生所作。

岳阳会馆已经“行乡约”

湖南在北京的第一家会馆是岳阳东谈主创建的。《湖湘文库：湖南会馆史料九种》一书中有《京王人岳阳会馆记》，文中载：永乐间，跟班明成祖建王人京师的官员，多有湖南东谈主。明代历朝在京师为官的湖南东谈主中，又以岳阳东谈主为“最盛”。自永乐至正德年间，莫得会馆时，他们为了乡谊干系，“始立会于燕以洽群情，继立乡约以端士习”，于是每有乡约会会，时时借用民居。这是岳阳东谈主将乡约带进京城的明确纪录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，户部尚书方钝首倡，同乡京官捐金在长巷四条购屋，建成岳阳会馆；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少司马姜蒙泉率其乡世东谈主再度捐钱扩建，历时13年，会馆乃“翼翼然为寰宇之大不雅”。

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年届九十的老尚书方钝为岳阳会馆撰文，记叙建馆始末，传话其后东谈主：“覩斯馆而世加修葺之功，则当年居仕者责也，履斯馆而世笃梓乡之谊，则诸先达之乡约在也。”

《京王人岳阳会馆记》一篇记文中两提“乡约”，可见会馆不但与乡约前因后果，还已经“行乡约”。

就像陈宗藩先生为《闽中会馆志》所作“序”中说：“一业有一业之规约，一族有一族之规约，一乡有一乡之规约，在外之会馆，亦其一也。”会馆当然不会例外。

由此，再去读会馆的规约等纪录，咱们就能领略会馆处置的历史布景和文化渊源了。

（文/袁家方（北京城市学者），图/凤楠）